北宋宰相张商英在《荆南玉泉山寺关将军庙记》中对项羽的鬼魂有过这样的描述：“死有余烈，故主此山，所嗜唯杀，所食惟腥。”人们在各地修建关公雕塑，通过祭祀和祈祷祈求其关照和庇护自己。此时的关羽形象得到了群众的普遍崇拜，但只是广泛意义上的一种鬼神崇拜。
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以来，注意到了关公在民间以“鬼神”的样态广为传播的形势，为自神其教、扩充佛教在民间的势力，佛教便利用了关公崇拜的普及性和通俗性。例如，将关羽之神封为佛教保护神伽蓝菩萨。道教徒也吸取了佛教的经验，将关羽之神封为道教尊神，并编造了关羽之神受道教张天师召请诛除蚩尤的故事。佛、道二教在对自身教派的维护和进一步扩展的同时，也稳固了关公崇拜的地位。
佛、道二教有效利用统治者的地位优势通过对关公的晋爵加封扩充自身的影响力。元代时，在“游皇城”这一佛事中，关羽被视为佛教的保护神和执法神，加封关羽“显灵义勇武安英济王”的称号。明神宗曾让道士们设醮做法，召请“雷部神将”关羽诛除妖孽，加封关羽为道教尊神。清朝统治者则使关羽成为“三教合一、保佑国祚的正神，配享国祀”。关公逐渐摆脱自身的厉鬼形象，关羽之神“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杂祠淫祀的行列，堂而皇之地进入了佛、道二教的殿堂。从渊源上看，宋代儒学达到了一个高度复兴的局面，蜀汉集团的正统地位在宋代开始逐渐成为宋儒的共识，尊刘贬曹的思想成为三国故事的主流。
从地位上看，儒教在中国古代社会里被视为“国教”，孔子亦被誉为“文圣”，关羽则被儒家冠以“武圣”的尊称。从内容上看，关公的“忠、义、仁、勇”是儒家极力倡导的精神品质。奉儒学为正统思想的历代封建统治阶级也正是看中了关公身上这一“忠义”内涵对儒家伦理的补充和强化作用，对关羽屡次封谥，并在民间广加推崇和宣扬。儒家思想凭借自身重视教化的特性，以“教”作为手段，在关公信仰中由“神”崇拜到“德”崇拜的演进过程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
关公信仰是起源于民间，最终也在民间落地生根、枝繁叶茂的宝贵文化资源，在数千年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使其内在所含有的优秀精神特质和伦理思想逐渐得以显现并发扬光大。
